“水流湍急，兩岸直壁矗立，鐵杉、松樹和槭樹、椎樹雜之。河面約25米闊度，水沖巖面，流淺巖底。林中本無路，過后仰觀來徑，有如天都峰之梯路遠景，恰似一幅險境圖畫。山木縱橫，古木成堆，尤顯古意壓境。”這句話摘自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以下簡稱“昆明植物所”)研究員臧穆的科考手記。
歷時33年，訪遍高山名川，這位享有國際盛譽的真菌學家用畢生心血為世人留下了一本兼具美學與科學價值的《山川紀行：第三極發現之旅——臧穆科學考察手記》，其本人更因此被業內盛贊為“會畫畫的徐霞客”，只可惜天妒英才，臧穆研究員在2011年因病逝世。
作為臧穆研究員的親傳弟子，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所研究員楊祝良從導師手中接過了真菌研究的接力棒，從業30余年間，他始終堅持行走在崇山峻嶺間，為一株株“小小的蘑菇”而奔波輾轉，力求為我國人民選育出更多、更優質的菌株及品種，在擴充百姓食譜的同時，也為解決菌物食用安全及生物多樣性保護問題貢獻自己的力量，作一名恪守本心的“菇勇者”。
緣起，
興趣來源于生活
每年的6—8月，云南人只會被一個字打動：菌(云南讀作“jier”)。山嶺間，各類野生菌瘋長，人們笑稱：云南人不是在吃菌子的路上，就是在買菌子或是撿菌子的路上。
作為一名土生土長的云南人，楊祝良的童年也被這樣的記憶所填滿，“不過不同的是，小時候我是撿著玩，家里人采菌物則是為了生活”。
與大自然的親密接觸賦予了楊祝良親近土地、熱愛生物的天性，這也是他報考廈門大學生物學專業的根本原因。1983年，本科畢業的他依從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工作，從事植物學研究，那時他還從未想過自己以后會與菌物深深結緣。
說來偶然，楊祝良在一次野外考察中，與同行前輩交流起植物知識，閑談之間，他無論請教何種樹木花草，前輩幾乎都對答如流，唯獨對漫山遍野隨處可見的菌物“一問三不知”，這就越發激起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在工作之余便跑去問當地的老百姓，竟然也得不出答案。
此時，他意識到，雖然云南有“真菌王國”的美稱，但當時對于這類生物的研究還很匱乏，也正因如此，才使得誤食毒菌的事故時有發生。作為一名科研工作者，楊祝良深感責無旁貸。
他深知，真菌與人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不僅具有重要的食用價值，在藥用價值和生態價值方面也不遑多讓。于是，他下定決心考研，當在昆明植物所見到導師臧穆研究員之后，楊祝良深覺自己找到了事業的方向與人生的目標。
他說：“20世紀末期，科研設備與科研經費都相對緊張，很多科研相關事情要靠自己多思多做才能克服，現在回想起來挺艱苦的。但臧老師是一個非常豁達的人，好像對于天大的困難都能一笑了之，身在困境的很多時刻，都是他在鼓勵我，為我指點迷津，才讓我在年輕氣盛的時候能夠靜下心來，堅持下去。”
事實上，臧穆研究員對于楊祝良的栽培遠不止于此。作為導師，臧穆研究員有著令學生欽佩的前瞻性視野，他建議楊祝良前往海外深造。
導師的教誨加上自身的奮發努力，在1993年，楊祝良成功獲得了“走出國門、接軌世界”的機遇——前往德國圖賓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在那里，他不僅突破自我，開啟了鵝膏科菌物的研究，更在實踐中領略了“奮力追求卓越，勇于挑戰權威”的科研精神。1997年11月，楊祝良終攜“特優論文”的成績，載譽歸來，以所學報效祖國。
深愛，
科研要從采蘑菇開始
隨著時代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如今楊祝良的科研主要在實驗室開展分子生物學技術應用操作，但去野外探尋新的野生菌，依然是他最大的期盼。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科研就是要從采蘑菇開始，沒有一流的野外工作，就沒有一流的科研成果。”
從事高等真菌多樣性及資源利用研究工作30余年，楊祝良已取得累累碩果：先后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際合作重大項目、NSFC-云南省聯合基金重點項目等國家和省部級相關科研項目30余項。
截至目前，他獨立或合作發表學術論文逾260篇，出版著作14部，獲國家發明專利10項，代表性成果有《中國真菌志·鵝膏科》、《中國鵝膏科真菌圖志》、《牛肝菌研究》專輯、《中國西南地區常見食用菌和毒菌》、《云南野生菌》等。
而這些一流的成果，無一例外滋生于祖國西南部的沃土之中。
以最具代表性的羊肚菌系列研究為例。中國是羊肚菌屬物種的世界分布中心，在外行人以肉眼看來毫無分別的羊肚菌，從分子生物學角度看，卻能看出30多個不同物種。不僅如此，它還是世界四大食用菌之一，在過去資源匱乏時，1公斤干品的價格為1500～2000元人民幣。正因此“天價”，當地人多會自行上山采集，這不僅導致許多遺傳資源處于瀕臨滅絕的狀態，且難免引發一些有毒品種的食物中毒現象。
基于此種情況，一個念頭逐漸開始在楊祝良腦海中萌發：“我們能不能自己栽種羊肚菌?這樣既能夠保護資源，又能夠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一舉數得。”
但從眾多物種中找出既容易人工栽培又高產穩產的品種或菌株，談何容易?于是，在確立此目標后的十余年中，楊祝良團隊致力于在全國各地采集菌株。終于，在采集了9800多株菌株后，他們篩選出了十幾種適合人工栽培的菌株。
這令楊祝良一度欣喜不已，更驚喜的是，投放到市場的第一年便見到了可觀的效益。
然而好景不長，轉年再種時，菌株便開始出現明顯的退化現象，“有的產量驟降，有的干脆不長”。這時，前半生磨煉出的堅韌精神得以體現，楊祝良從未猶疑，更沒想過放棄，即刻帶領團隊再次聚焦羊肚菌，在基因層面揭示了羊肚菌退化的原理。
經過夜以繼日的實驗，其團隊最終開發出了一種獨特的培育技術，使得過去花費3～4個月才能夠種出的羊肚菌，如今只須花費70～100天就可以完成一次收割，這樣的效率在脫貧攻堅戰中也發揮出了重要作用。據不完全統計，近幾年中使用此栽培技術的羊肚菌在全國累計示范種植2萬余畝，幫助企業和農戶增收達3.5億元。
研究大型真菌，既有很強的科研價值，又有廣闊的市場前景。楊祝良團隊瞄準了被業內評價“很棘手”的牛肝菌科分類，立志為其繪制“族譜”。
“這就好比一個大家族里有十多個家庭，每個家庭里又有不同的成員。哪些能放心吃，哪些有毒，這些研究清楚了，才能進一步考慮產業發展的問題。”楊祝良說。
在他進入昆明植物所工作之前，臧穆研究員曾建立了一個藏有5萬余號標本的標本館。近20年來，楊祝良從野外考察入手，并聯合國際同行，帶領研究團隊新采標本7萬余號，“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建成了中國第二大真菌標本室。此標本室收納有全球真菌標本12萬余號，成為我國高等真菌的重要研究中心。
面對成績，楊祝良卻說：“能出這樣的成果，不是因為我們多高明，而是得益于國家發展。”
科普，
人稱“蘑菇先生”
雖然從事的是基礎研究，但楊祝良并不想躲在“象牙塔”里。“選擇研究方向時，要結合大眾生產生活的需要，將個人夢想與國家需求相結合。”他說。
在世界每年誤食毒菌而中毒死亡的案例中，有許多都是因誤食劇毒的鵝膏菌所致。作為此類真菌的研究專家，楊祝良每年在固定的時節都會接到許多咨詢與采訪的邀請，“那我不如干脆自己做一些科普工作算了”。
言出必行，在走訪調查的過程中，他發現，通過電視、網絡等媒體平臺進行的科普工作雖然普及范圍與傳播速率已屬上乘，但邊遠、貧困地區仍然不能被涵蓋在內。為此，他積極開展講座，為村民分發小冊子、掛圖等，致力讓每個人都盡量具有更多初步分辨劇毒蘑菇的能力。
曾經在走訪一座小學時，學校教師為快速拉近楊祝良與孩子們的距離，開玩笑地稱他為“蘑菇先生”，但沒想到楊祝良十分滿意這個昵稱。
“我當時覺得這個稱號很有意思，既童趣又直白，這就是我做科學普及工作應該追求的目標——通俗、有趣。未來希望通過我的努力，讓大家對菌物認知得更多。”他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