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牛肝菌科繪制“族譜”、開展科普講座、探索人工種植……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員吳剛多年來專攻牛肝菌分類研究。深耕冷門領域，盡管時常面臨困難，但在吳剛看來，科研的價值就在于尋找各種可能，因熱愛而充滿樂趣。
吳剛的辦公室不難找，循著蘑菇味就能到。記者敲門時，他正一邊觀察顯微鏡下的牛肝菌結構、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移開顯微鏡，把亂堆的標本、文獻規整一番，吳剛才給記者騰出采訪的空間。
辦公室轉身都有點難。吳剛有些尷尬：“這兒有點像倉庫，咱先去實驗室轉轉。”文獻、實驗室、山林，這位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輾轉其間，歷時6年繪制的牛肝菌科“族譜”，已經成為國際牛肝菌系統分類研究的基礎。他所在的真菌多樣性與分子進化研究組，發表了400多個大型真菌新分類單元。
六年攻堅，給牛肝菌科繪“族譜”
2009年，吳剛剛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讀研究生。導師楊祝良給他布置的第一個課題，是開展云南當地人常吃的“見手青”的DNA條形碼研究——通俗點說，就是如何快速鑒定二三十個相似物種并且厘清它們的親疏遠近。
“見手青”分別屬于不同的屬，想要分清并不容易。吳剛分析，最好的辦法便是把“見手青”放在一個“大池子”里，“通俗點說，就是給牛肝菌科繪‘族譜’，確定某個物種在‘族譜’中的位置，自然也就知道了它和其他物種之間的親緣關系。”
這也意味著，吳剛要挑戰業內公認的世界性難題。當時全世界已經發表的牛肝菌科物種超過800種，選擇哪些代表物種來完成這個系統性的工作是擺在吳剛面前的第一道難題。
經過大量的文獻閱讀和前期的預實驗，吳剛最終篩選了牛肝菌科下的800余號標本、近300個物種進行研究。“其實方法并不復雜，主要就是給牛肝菌物種做基因測序，選準了點位，不斷試驗積累數據就行。”吳剛說，牛肝菌科的物種分類難在執行。
吳剛一邊通過館際互借搜集標本，一邊頻繁前往野外采集。“碰到野生菌，第一件事就是做好記錄。”天氣不好時，吳剛就自己找角度、搭反光板，用相機拍攝下菌子清晰的面孔。如果收獲頗豐，回到實驗室的吳剛就格外忙碌，時不時熬到凌晨才走出實驗室。
耗時6年，吳剛只寫了一篇論文，也是這篇論文，奠定了牛肝菌物種分類的框架，被國際同行稱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物種分類，為后續研究打下基礎
專攻牛肝菌分類研究10余年，吳剛只需看一眼，就基本能從常見牛肝菌的外觀形態上判斷具體是哪個物種、是否有毒。
盡管如此，吳剛說自己的研究領域依然存在很多未知，只要熱愛，就能找到樂趣。
如今，搭建了牛肝菌科分類框架的吳剛，有空時依然會翻文獻、看標本。“目前基因測序是物種鑒定最快捷的方式之一，也是被業內廣為認可的辦法。現在發表新物種前，研究者會比對已發表物種的測序數據；但以前的不少新物種，前輩們發表時靠的主要是形態特征，缺少基因測序數據，很容易出現‘晚出異名’的現象，也就是把前人發現的老物種當成了自己的新發現。”吳剛說。
物種分類工作本就冷門，老物種分類描述更是鮮有人問津。“分類工作是物種下游研究的基礎，如果基礎性的分類都沒搞清楚，物種利用從何說起？”吳剛介紹，目前國內有分子證據支持的牛肝菌物種約有240種，估計還有百余個新種尚未發現。偶有閑暇，吳剛會去標本館找幾個尚未測序的老物種標本做研究。“這些雖然不能作為科研成果，但可以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礎。”
學以致用，科研“種”在大地上
“做科研不能只盯著發論文。”吳剛說，一方面，科研是科普的基礎，要把知識傳播出去；另一方面，科研是應用的基礎，實際應用的潛力也是科研價值評判標準之一。
吳剛的手機里有個“毒蘑菇鑒定群”。“全國許多蘑菇分類專家、各省疾控中心的人員、各大醫院的急救醫生都在群里。”吳剛介紹，他們負責辨認有毒菌子的物種名稱、誤食后可能導致的中毒癥狀，疾控中心進行流調和收集樣品，傳遞相關信息，并與醫院對接，以便盡快展開治療。除此之外，吳剛和研究所的同事也經常開展科普講座、制作宣傳掛圖，告訴人們食用毒蘑菇的危害。
牛肝菌在云南本地是很重要的食用野生菌，采集野生菌是不少山區群眾的重要收入來源。然而，絕大多數牛肝菌由于跟某些樹種存在共生關系，始終無法實現人工種植。這幾年，吳剛的研究興趣之一，是搞清楚到底哪些牛肝菌更具有人工種植的潛力。
“一是可以安全食用，二是盡量不需要跟具體樹種共生，這些最終都體現在基因上。我們的研究發現，不同牛肝菌降解木質纖維素和利用營養成分的能力有強有弱。如果想要栽培開發，應盡可能選擇降解或吸收能力更強的物種。”吳剛希望，能夠以牛肝菌分類為基礎，從分子層面找到那些更容易實現人工種植的牛肝菌物種，從而為今后的人工菌種培育提供一條捷徑。
羊肚菌曾經也無法人工種植，可通過吳剛所在團隊的共同努力，中國成功掌握了羊肚菌高產穩產技術，不僅技術世界領先，還帶動了云南怒江、迪慶等不少山區群眾致富。在吳剛看來，牛肝菌的人工種植技術要難得多。“從研究到應用肯定需要挺長時間，也未必一定能成功，但科研本身的價值就是研究各種可能。”吳剛說。
吳剛的辦公室不難找，循著蘑菇味就能到。記者敲門時，他正一邊觀察顯微鏡下的牛肝菌結構、一邊在筆記本上記錄。移開顯微鏡，把亂堆的標本、文獻規整一番，吳剛才給記者騰出采訪的空間。
辦公室轉身都有點難。吳剛有些尷尬：“這兒有點像倉庫，咱先去實驗室轉轉。”文獻、實驗室、山林，這位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副研究員輾轉其間，歷時6年繪制的牛肝菌科“族譜”，已經成為國際牛肝菌系統分類研究的基礎。他所在的真菌多樣性與分子進化研究組，發表了400多個大型真菌新分類單元。
六年攻堅，給牛肝菌科繪“族譜”
2009年，吳剛剛進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讀研究生。導師楊祝良給他布置的第一個課題，是開展云南當地人常吃的“見手青”的DNA條形碼研究——通俗點說，就是如何快速鑒定二三十個相似物種并且厘清它們的親疏遠近。
“見手青”分別屬于不同的屬，想要分清并不容易。吳剛分析，最好的辦法便是把“見手青”放在一個“大池子”里，“通俗點說，就是給牛肝菌科繪‘族譜’，確定某個物種在‘族譜’中的位置，自然也就知道了它和其他物種之間的親緣關系。”
這也意味著，吳剛要挑戰業內公認的世界性難題。當時全世界已經發表的牛肝菌科物種超過800種，選擇哪些代表物種來完成這個系統性的工作是擺在吳剛面前的第一道難題。
經過大量的文獻閱讀和前期的預實驗，吳剛最終篩選了牛肝菌科下的800余號標本、近300個物種進行研究。“其實方法并不復雜，主要就是給牛肝菌物種做基因測序，選準了點位，不斷試驗積累數據就行。”吳剛說，牛肝菌科的物種分類難在執行。
吳剛一邊通過館際互借搜集標本，一邊頻繁前往野外采集。“碰到野生菌，第一件事就是做好記錄。”天氣不好時，吳剛就自己找角度、搭反光板，用相機拍攝下菌子清晰的面孔。如果收獲頗豐，回到實驗室的吳剛就格外忙碌，時不時熬到凌晨才走出實驗室。
耗時6年，吳剛只寫了一篇論文，也是這篇論文，奠定了牛肝菌物種分類的框架，被國際同行稱為“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
物種分類，為后續研究打下基礎
專攻牛肝菌分類研究10余年，吳剛只需看一眼，就基本能從常見牛肝菌的外觀形態上判斷具體是哪個物種、是否有毒。
盡管如此，吳剛說自己的研究領域依然存在很多未知，只要熱愛，就能找到樂趣。
如今，搭建了牛肝菌科分類框架的吳剛，有空時依然會翻文獻、看標本。“目前基因測序是物種鑒定最快捷的方式之一，也是被業內廣為認可的辦法。現在發表新物種前，研究者會比對已發表物種的測序數據；但以前的不少新物種，前輩們發表時靠的主要是形態特征，缺少基因測序數據，很容易出現‘晚出異名’的現象，也就是把前人發現的老物種當成了自己的新發現。”吳剛說。
物種分類工作本就冷門，老物種分類描述更是鮮有人問津。“分類工作是物種下游研究的基礎，如果基礎性的分類都沒搞清楚，物種利用從何說起？”吳剛介紹，目前國內有分子證據支持的牛肝菌物種約有240種，估計還有百余個新種尚未發現。偶有閑暇，吳剛會去標本館找幾個尚未測序的老物種標本做研究。“這些雖然不能作為科研成果，但可以為今后的研究打下基礎。”
學以致用，科研“種”在大地上
“做科研不能只盯著發論文。”吳剛說，一方面，科研是科普的基礎，要把知識傳播出去；另一方面，科研是應用的基礎，實際應用的潛力也是科研價值評判標準之一。
吳剛的手機里有個“毒蘑菇鑒定群”。“全國許多蘑菇分類專家、各省疾控中心的人員、各大醫院的急救醫生都在群里。”吳剛介紹，他們負責辨認有毒菌子的物種名稱、誤食后可能導致的中毒癥狀，疾控中心進行流調和收集樣品，傳遞相關信息，并與醫院對接，以便盡快展開治療。除此之外，吳剛和研究所的同事也經常開展科普講座、制作宣傳掛圖，告訴人們食用毒蘑菇的危害。
牛肝菌在云南本地是很重要的食用野生菌，采集野生菌是不少山區群眾的重要收入來源。然而，絕大多數牛肝菌由于跟某些樹種存在共生關系，始終無法實現人工種植。這幾年，吳剛的研究興趣之一，是搞清楚到底哪些牛肝菌更具有人工種植的潛力。
“一是可以安全食用，二是盡量不需要跟具體樹種共生，這些最終都體現在基因上。我們的研究發現，不同牛肝菌降解木質纖維素和利用營養成分的能力有強有弱。如果想要栽培開發，應盡可能選擇降解或吸收能力更強的物種。”吳剛希望，能夠以牛肝菌分類為基礎，從分子層面找到那些更容易實現人工種植的牛肝菌物種，從而為今后的人工菌種培育提供一條捷徑。
羊肚菌曾經也無法人工種植，可通過吳剛所在團隊的共同努力，中國成功掌握了羊肚菌高產穩產技術，不僅技術世界領先，還帶動了云南怒江、迪慶等不少山區群眾致富。在吳剛看來，牛肝菌的人工種植技術要難得多。“從研究到應用肯定需要挺長時間，也未必一定能成功，但科研本身的價值就是研究各種可能。”吳剛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