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生物多樣性目標，科技支撐非常重要?！痹?0月10日上午中科院于昆明舉行的生物多樣性成果新聞發布會上，中科院副院長、中科院院士張亞平開門見山地說。
如果把生物多樣性保護看作是一盤大棋，經過數十年的布局，中科院的這盤棋已經形成多網聯動、效益疊加、示范引領之勢。
即將于10月11日舉行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大會第十五次會議（COP15）開幕前夕，由中科院生物多樣性委員會與國家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主辦、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承辦的此次生物多樣性成果發布會具有深意。“總結我們所取得的成績，可以提升我們保護的信心；另外，也可以通過評估發現一些問題，來規劃我們的未來?！敝锌圃涸菏课狠o文表示。
執“先手棋”，布局平臺多網聯動
“調查、保護、開發、利用，生物多樣性研究是中科院在生命科學領域的重點布局之一?！睆垇喥奖硎尽Ｍㄟ^多年布局，中科院在生物多樣性監測、保護和研究等方面，已經構建了多個系統性的網絡。
生物多樣性監測是保護的重要一環。2004年，中科院在森林生物多樣性監測方面落下一顆重要的“棋子”——建設中國森林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CForBio），目前共建成24個大型森林動態樣地和50多個面積1至5公頃的輔助樣地。樣地總面積達到580公頃，標記的木本植物1827種245萬株，代表了中國從寒溫帶到熱帶的地帶性森林類型。
在CForBio的基礎上，2013年中國生物多樣性監測與研究網絡（Sino BON）啟動建設，包括動物、植物和微生物三個方面的10個專項網和1個綜合監測管理中心。
這些監測網已經收獲了一批珍貴資料。目前獸類網在全國已經布設紅外相機5000多臺，拍攝到紅外圖像500多萬張，涉及獸類110多種、鳥類370多種；鳥類網用衛星追蹤器標記140多種4000多只遷徙鳥類，40多億條數據，據此建立了目前東亞—澳大利西亞鳥類遷徙路線上鳥類監測最全的數據庫。
不只是監測，中科院在物種多樣性保護方面也齊頭并進。例如藏羚羊、亞洲象、朱鹮等珍稀瀕危動物數量明顯增加，大熊貓也從“瀕?！苯禐椤耙孜！??！按笮茇埖谋Ｗo在全世界可能都是最成功的案例之一，中國大熊貓野生種群已經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1100多只增長到如今的1800多只。”長期研究大熊貓的魏輔文說，這得益于我國強有力的保護措施，建立了67個大熊貓保護區。同時，也離不開強有力的科學支撐，比如了解大熊貓的進化歷史。
同時，中科院在全國率先開展極小種群野生植物（野外成熟個體數量不超過5000株、重點是成熟個體數量少于1000株甚至100株的野生植物）保護體系的研究，對61個物種實現了人工繁殖基礎上的遷地保護、9個物種開展近地保護示范、20個物種開展回歸試驗示范。“十多年前發現漾濞槭時，這個物種全世界僅存5株。在開展人工繁殖技術和遺傳多樣性研究的基礎上，系統開展了野外調查，共發現12個分布點共577株，人工繁育苗木5萬多株，并開展了遷地保護、近地保護、種群增強和回歸自然等搶救性保護工作，使漾濞槭擺脫了瀕臨滅絕的危險。”中科院昆明植物園主任孫衛邦對《中國科學報》說。
這些監測與保護工作背后，離不開專業科學團隊的支撐。作為科技“國家隊”，目前中科院生物多樣性研究和保護的相關機構多達40余家，在生物多樣性保護和研究的多個方面都處于引領地位。例如其15個植物園（含與地方政府共建）的總面積達68319.7公頃，占全國植物園總面積的67%；19個研究所的生物標本保藏和科普展示館館藏標本達1870余萬份，占我國標本收藏量的一半；2003年開始牽頭建設的國家標本資源共享平臺，已數字化來自329個標本館或博物館的1635萬份標本。
落“關鍵棋”，摸清“家底”服務國家需求
規?；幕A平臺和系統研究為“摸清家底”、了解我國生物多樣性資源現狀，提供了重要的平臺。
事實上，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起，中科院就先后組織850所大專院校和研究所進行了40多次自然資源綜合科學考察，積累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罢陂_展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科學考察和即將啟動的第三次新疆自然資源科學考察等，將為我國生物多樣性的本底和變化提供翔實的資料?！睆垇喥秸f。
通過一代代科研人員艱辛編撰的一系列志書，如《中國植物志》《中國動物志》《中國孢子植物志》《中國真菌志》等，我國基本實現了在國家水平摸清主要生物類群和植被類型的目標。
我國幅員廣大、環境多樣，生物多樣性極為豐富。據介紹，自2008年起，《中國生物物種名錄》每年發布年度名錄，2021年的版本名錄包括11.5萬個生物物種。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我國發表的新物種超過2400種，占全球新發表物種總數的10%以上。其中高等植物312種、脊椎動物100種、昆蟲類1322種、真菌類669種。
同時，在生物多樣性資源的收集和保藏方面，中科院40個研究所73家生物資源庫館匯聚了735萬份生物資源數據，包括生物標本、植物資源、生物遺傳資源及生物多樣性監測網絡資源，形成了完整的數據系統。
以中國西南野生生物種質資源庫為例，該庫保存17468種、25.8萬份生物種質資源，其中野生植物種子10601種、85046份，占我國種子植物物種總數的36.3%；動物組織材料2200種、微生物種質材料2280種。這些資源使我國的特有種、珍稀瀕危種及具有重要經濟、生態和科學研究價值的物種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是全球生物多樣性保護的重要設施之一。
在生物多樣性大數據平臺建設方面，中科院建有國家微生物科學數據中心、國家基因組科學數據中心、國家生態科學數據中心、國家青藏高原科學數據中心等7個生物多樣性相關的數據中心，整合了海量生物和生態數據以供分享。
通過這些研究和平臺，近年來，中科院的科學家在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統功能與服務方面的成果可謂“捷報頻傳”。例如研究揭示大熊貓及其棲息地的生態系統服務價值遠高于保護投入，增加樹種多樣性可以顯著提高森林生態系統碳儲量，2000~2010年間中國生態系統服務的定量評估被應用于國家生態保護紅線框架規劃、全國生態功能區劃修編等方面。
布“強手棋”，攜手全球迎接挑戰
目前，中科院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網絡布局已經向全球延伸。其中不乏在海外建設的多個樞紐節點，如中科院中非聯合研究中心、東南亞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中亞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等。
“生物多樣性保護本身沒有國界，需要各國的合作，這些科教融合中心有助于我國與世界各國聯合開展工作。”張亞平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說，中科院針對非洲、中亞等重點區域建設相關平臺得到了相關國家和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做到聯合共建，有助于推動區域人才培養，夯實這些地區的生物多樣性保護。
他表示，在此過程中，中科院也在助力解決當地政府關心的重要問題。比如中國科學院—發展中國家科學院（CAS-TWAS）水與環境卓越中心在飲用水安全方面的交流合作，把環境保護、社會可持續發展相結合，受到了當地政府和群眾的歡迎。
“過去20年中國生物多樣性科學的巨大發展令人鼓舞。中國在生物多樣性研究方面的快速發展和大規模投入，使中國正在成為生物多樣性研究，以及生物多樣性保護政策和實踐的全球引領者。”在最近發表于《國家科學評論》的文章中，美國科學院院士Peter Raven、波士頓大學教授Richard Primack、世界自然保護聯盟首席科學家Thomas Brooks一致認為。
“譬如多種環境壓力驅動生物多樣性減少，日益增加的臭氧等大氣污染物影響生物多樣性，全球變化環境下生物多樣性保護存在重大挑戰，自然資源保護和開發之間存在不斷的沖突和權衡關系。”中科院特聘研究員呂永龍對《中國科學報》說，“為了應對這些挑戰，亟待在全球、區域或國家尺度下制定和實施生物多樣性資源可持續利用和管理戰略?！?
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員馬克平看來，近年來，中國在政治、經濟上的全球影響力提升非常快，但在科學方面“走出去”仍遠遠落后于這一步伐。“在國際合作方面，我們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但還不夠。很多時候我們說全國尺度的研究就是大尺度的研究，實際上真正的大尺度研究應該涉及亞洲，甚至是全球。作為科技‘國家隊’，中科院應該努力填補空白，以科學為支撐，積極參與全球環境治理?！倍嗄陞⑴c《生物多樣性公約》締約方會議的馬克平說。
